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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朋友圈的“信息垃圾”与“隐名举报”

    发布时间:2016-08-11 来源 : 季伟

      随着微信这一新兴通讯软件以指数级的速度传播,依托了高速移动互联网(4G)技术的微信,令中国人的通讯方式进入到文字、语音和图像三轨并驱的阶段。

        微信的高度适用,让中国人对它拥有极大的用户粘性。越来越多的低头族正昭示着人们已经无时无刻离不开微信。微信朋友圈,以极简的模式,超乎寻常的信息密度,及支持自主调节的类真实的社交模式,使中国人的社交活动超越以往,显得更加地简洁、高效、自主。而大量公众号的出现,则让在社交网络自由流通的言论市场,更加地蓬勃、发达。

        如同中国人日益高涨的“发声”需求一般,微信朋友圈所传播的文章内容泥沙俱下,水平参差不齐。大量没有营养,甚至有毒的“鸡汤文”、“科普文”等充斥着朋友圈,令许多用户不厌其烦。

        对于这种复杂的局面,腾讯采取了管制的手段。在朋友圈内容页面的右上角,设计团队支持用户对文章内容进行自主地投诉。据实际操作显示,投诉一篇文章,首先需要选择投诉原因,用户面对的选项有:欺诈、政治性谣言、常识性谣言、恶意营销、抄袭……之后,用户还需要输入文字信息,对投诉原因进行说明。完成这一投诉过程后,微信官方不会对用户有任何提示。举报的事实被认定了,公众号用户遭到处罚,文章内容将被下架。举报的事实未被认定,举报者和用户将不会收到任何提示,一切就像是从未发生过一样。

        微信朋友圈垃圾内容的泛滥,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经济活动二者脱轨,GDP超高速增长带来的“发展病”的体现。三十年来,数代的中国人在很有限的生命体验中,感受到了剧烈的环境变化,而精神认知依然远远故我。因此,许多中国人在茶余饭后,点触手机,滑动朋友圈,在虚拟的社交网络中,传播着与时代精神、发展程度不符的朋友圈信息。这与印象中酒桌上不分老幼贫富的中国人,碍于面子和情感,善于夸大其是的叙述是一致的。中国人的虚拟社交生活,不过是现实社交的延伸和体验。

        归因特殊的历史因素,中国的普罗大众大多不擅长总结、发散和想象。在好奇心最炽烈的年纪,这个国家的孩子们普遍没有精神生活自由发展的土壤。由此造成的精神生活的“愚昧”和“贫乏”,不失为长期贫穷落后带来的伤痛,也是身在“斯土斯民”的一种哀伤。

        因此,当朋友圈流传的内容失之流俗,微信官方鼓励举报并且采取管制就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了。试想,一篇诸如“WIFI致癌”,“可乐杀精”,“转基因是美国人的阴谋”的朋友圈文章被举报了。因为受了高等教育的优势而“明目”的年轻人,凭着一腔的义愤填膺,轻轻滑动手指,让这篇充斥着谣言的文章在历史的深谷中消失。假如本来对公益有极大益处的举报,只是基于少年们好心的闲暇,却也仅仅只能一次消灭一两篇谎言,并且还须等待较长的审核与反馈的周期。而那些信息垃圾的制造则如同蔓延的水草,在江河湖海间恣意诞生、舒展。那么,想要净化流窜在朋友圈的精神垃圾、使中国人彻底告别愚昧和谎言,这一目标是否得以顺利实现呢?

        要战胜流行性的愚昧和谎言,上策是启迪民智,使大众对他们免疫。中策是当众揭穿谎言,令人们得以发现问题的所在。下策则是硬邦邦地管制,不获告知地取缔和打击,使特定的文字消失地无声又无息。

        失败是成功之母,跨过愚昧的污浊河流,需要人们首先充分认知愚昧的痛苦。朋友圈既有的举报机制,希望有知者和有志者充分发挥主动,竭尽所能地自发打击错误的舆论。这一美好的期许,高度依赖于毫无保障的个体主动性。而当错误被揭露,因为缺乏公开的辩护和宣传,又无法凭此教育民众,使民智得以缓步提高。所以,这种举报模式,自然是无法起到设计者所希望实现的目的的。

        同时,朋友圈的举报和撤销,也可被视为一种形式的审判和惩罚。这样的审判,虽然也有控辩两方,但是没有设计中立的法官,不存在公之于众的证据,也缺乏公平公正和显名公开。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公正地惩?;虿怀头?,审判又因其自身独有的仪式性,具有了教育社会公众,促进思想换代的目的。朋友圈秘密的举报和撤销方式,虽然也令举报者易于操作,管制者更便于管理。但是,思想自然更新的机制却被阻断了,精神的“进步”由此更加举步维艰。

        技术的进步令大众的生活方式区别于过去,但历史和人性中的欠账和缺憾,却并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自动地消失。同时,思想的进步需要言论充分的竞争。简单的管制只是令社交网络平台拥有一时的洁净,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只要愚昧和落后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,这种管理方式将永远无法跟上“信息垃圾”生成的急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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